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 大田表彰十佳小孝星

藉由规则彼此间的推导，据此作出判断(演绎与涵摄)，可以由此整体脉络推导出合理的决定。

[lvi]在欧洲大陆国家，公法在构思上的独立性本身就是国家性传统(Tradition der Staatlichkeit)的产物。[clvii]此外，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主张法律违宪的民众诉讼中(Popularklage),最高法院有权对存在争议的法律规定作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无效确认。

被委任来裁决法律问题和法律争议的机构在面对其他社会权力(特别是涉及政治和经济利益)时所具有的自主权。——法治国原则:对法治国原则进行比较法上的研究必须首先阐明，除了基本权利拘束(Grundrechtsbindung)和宪法国家原则(Verfassungsstaatlichkeit)实现的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以外，法治国原则还存在哪些独立的适用范围。[cxl] F.Fernández Segado (同上注[139]),S.64 ff.;G.Robbers (同上注[138]),S.257. [cxli] G.Burdeau (同上注[138]),S.375 ff. [cxlii]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宪法审查,参见M.Cappelletti/W.Cohe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1979,S.21 ff. [cxliii] 在芬兰,议会也是宪法的最高守卫者。进入专题： 公法 。另一方面，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的判例也推动了欧洲行政法的产生，并且导致了尤其是英国行政法和欧洲大陆的法国行政法的不断靠近，例如在行政裁量决定的审查领域。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年)最大限度地推动了行政机关立法权的宪法化。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对欧洲大陆国家立法和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隋文帝一受周禅，即迫不及待令大臣更定新律，显然是昭示天命和正统的政治考量，因为开皇元年律尚不完备，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显然是仓促所就，开皇三年律才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17)。

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律令法典条文有限，文字简练，内容高度概括，具体的运用和实施，仍有赖于式的细化、补充以及格的及时修正，由此，相对于律令法典，唐代格式可谓之单行法，当然，其制定有一定之程序，形式亦较隋代敕例条制规范许多，对律令法典的实施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备起到了重要作用。(3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2页。

内容提要：中华法系是以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法典化构成中国法律史之悠久传统。汉晋律令由繁杂到清约的根本变革，是分类学高度发展于立法领域之展现以及律学义理化运动及刑名学再度兴盛之结果。

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周礼》在总结西周礼制、官制、政制的基础上，较为完整提出了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与治国方案，被认为是周制的再现。(52)参见钱大群：《〈唐六典〉性质论》(与李玉生合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元王朝中断了魏晋以来以律令法典传统，未制定律典和令典，诏令、条画等单行法以及先例，成为各级官衙实际适用的规范，并构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综合性法律汇编文件的主体。(67)《晋书》卷30《刑法志》。

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于律(41)。(24)《晋书》卷30《刑法志》(38)《明太祖实录》卷26，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黄彰健校勘，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两阶段并非毫无交集，在律令法典阶段，萌生了编纂会典的需求、想法和尝试，在会典阶段，律令法典尤其律典仍然存在。在刑事法编为律典后，将政治统治另一只脚的非刑事法编成另一种法典，与律典互为表里，符合传统王朝的政治及立法逻辑，故不入律，悉以为令。

法律政治控制功能的实现首先离不开刑罚的辅弼，故而，刑事法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刑书为载体的刑事法是夏商西周王朝法律之主要构成，春秋时期被立法者铸刻于鼎上以期重新获得权威性的也正是刑书，战国以降渐次得势的法家法治某种意义上是刑治，即使西汉中期德主刑辅说兴起，刑罚仍被正统思想视为不可或缺之治国利器，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39)。晋新律之颁布在晋武帝泰始四年，当彼268年)。

元代由于废弃律令法典，先例的地位和作用达到巅峰，审囚决狱官每临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69)，从现存《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及《元典章》来看，先例是元代法律的重要存在形态，许多具体规定是通过先例构建起来的，先例不仅起到了补充和证成成文法的作用，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在创制规则。(48)《崇祯长编》现存68卷，为明人所撰，清人汪楫辑。使律典在简易且保持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刑事法律能够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16)(17)《隋书》卷25《刑法志》。放眼全球，法典也并非西方法律文化之专利，《唐律疏议》《大宝律令》足可为证。(62)(6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第231页。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会典是明清王朝大经大法根本法之观点(45)，引起不小反响。唐王朝总结隋代敕例条制等单行法不受制度性约束进而冲击律令法典正常实施的历史教训，构建律令格式之法律体系，以式为令典之补充和细化，以格修正律令式，律令格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一个闭环的法律体系。

对成文法体系的完善及法典的实施来说，先例不可或缺，夫非例律并行不悖，律非例不行，例非正律不著之的据(71)。其各罪科法，原分首从，余人、亲疏、上下、尊卑、伦序、同姓、异姓、老幼、废疾、骂疾、监守、常人，并物之贵贱，轻重，赃之多寡、分否以及事情之大小、同异(70)，这些都会导致情之差异，都必然要求精确对应妥当之量刑，由于法典的高度概括与抽象，也必然需要先例的辅助。

法典作为兼具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一致性的成文法的高级形态，较之一般的成文法，其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特征更为明显，既满足国家统一法制之目的，也迎合了民众对行为后果可预期及由此产生的安全感的需求，期望法典编纂的人们，是那些深受法律模棱两可和不公开性之苦的人(11)。将刑事法典与非刑事法典分开编纂，固然是法律理论进步之展现，但从深层次看，亦是古代中国立法者对法律本质与功能固有认识所决定。

纵然得意忘形，亦未为不可。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粲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要充分汲取先王圣贤的治理经验，斟酌得失，融会贯通。作为法律形式的律、令，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

固然，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最终演变为将儒家经典内容及精神贯彻于立法过程之中，由此产生了儒家化的律令法典。古代中国的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传统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需求，继而被视为中国正统之重要来源，承载了中华民族先人传承先王治道的理想，蕴含着追求善治的中国智慧，构成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渊源和本土资源。

法典不仅是成文法的高级形态，更被视为正统之必须符号、治道之必要构成、先贤理想之载体，兼具了法律、政治与文化内涵，寄托了中华民族先人行圣贤之道、求长治久安的理想与期待。鞠明库：《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魏晋之际法典化自然而然首先是律令的法典化，以编纂律令法典为起点。(18)唐玄宗编纂六典的动因之一是国家与天维新，改物视听(19)，通过制定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法典来总结唐王朝各方面的制度及成功之处，巩固唐王朝的正统与天命。

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周礼》在总结西周礼制、官制、政制的基础上，较为完整提出了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与治国方案，被认为是周制的再现。然而，随着律令等成文法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自明习者不知所由(14)，成文法的繁多庞杂削弱了成文法本具有的普遍性、公开性、准确性和客观性等优点，不利于统一法律秩序之形成，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集中控制与划一治理，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15)。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臻刑措之美，传之无穷。近代西方法典化造就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具体部门法，古代中国法典化长期止步于刑事法——非刑事法之格局。

李秀清：《〈清国行政法〉点校前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要契合天理人情，足以为后世所法。

宁志新：《〈唐六典〉性质刍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但是，法律体系的演进并未就此停止。

19世纪，随着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产生，全球范围内第一波法典化在欧陆兴起，进而波及美国、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然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错综复杂表明，人之理性，无论是建构理性还是经验理性，都不是万能的，由此，纷繁复杂的世界及深刻复杂的人性，也绝非用一部或几部理性的法典就能包容和规制，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54)。